日本諾貝爾獎得主：我很生氣所以得獎

    泡泡網(wǎng)液晶顯示器頻道10月15日 不同于大多數(shù)諾獎得主一臉笑意，日本人中村修二好像總是很生氣。即便是獲得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以后的照片，他也是眉毛倒豎、眼神堅毅。

　　“憤怒是我全部的動因，如果沒有憋著一肚子氣，就不會成功。”中村修二總結說。

　　上世紀90年代，當赤崎勇教授帶著研究生天野浩在名古屋大學進行研究時，技術員中村正在日本一家小公司的地下室獨自一人悄悄搗騰藍光二極管。公司對他并不支持，好不容易獲得赴美學習的機會，又因“草根”出身被鄙視。這位草根科學家研制出高亮度藍色發(fā)光二極管(LED)，卻被公司搶先申請了專利……

　　10月7日，憑借上世紀90年代初發(fā)明的高亮度藍色發(fā)光二極管，他和赤崎勇、天野浩共同獲得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上司每次見到我都會說，你怎么還沒有辭職?

　　很難想象，這位新晉諾獎得主曾經(jīng)的夢想是當一名快樂的奶爸。中村大學時就已結婚生子，為了不“因為事業(yè)舍棄生活”，他1979年畢業(yè)時放棄了大城市的工作機會，選擇了妻子家鄉(xiāng)德島縣一家名叫日亞化工的企業(yè)。

　　在這個一切以產品銷售為導向的小公司里，技術員中村的日子并不好過。他在研究上的突破不被重視，被稱為“吃白飯的”，“上司每次見到我都會說，你怎么還沒有辭職?把我氣得發(fā)抖”，中村回憶道。

　　這位憤怒青年決定選擇開發(fā)高亮度藍色發(fā)光二極管，以此證明自己。

　　當時，紅光與綠光二極管已發(fā)展成熟，只缺高效率的藍光二極管，就能夠獲得可用于照明的白色二極管光源。不過，當時大多數(shù)研究者選擇了氧化鋅跟硒化鋅作為發(fā)光材料。

　　出于“做比較少人做的題目才有發(fā)展機會”的想法，中村選擇了另一種材料——氮化鎵。

　　和他作出同樣選擇的還有名古屋大學的赤崎勇師徒。“他們幾乎是在同一時段進行實驗并最終取得成果，接著又互相提高對方的實驗成果。”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專家委員會主席、瑞典查爾姆斯理工大學教授皮爾·德爾辛說。

　　在當時選擇這種不被看好的材料堪稱一場豪賭。1988年，為了學習制造藍光二極管所必須的結晶生長技術，中村赴美留學。

　　不過，當他漂洋過海尋求夢想時，又遇到了另一困境。由于公司不允許，中村此前沒有發(fā)過一篇論文，這使他完全沒有被當作研究人員看待。同事們在工作時不與他交流，研究發(fā)光二極管的人員對他的請教愛理不理，連開會都沒人通知他，整整一年，“沒有一點兒好的回憶”。

　　時隔多年，這位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教授憤憤不平地說，那時他們把自己當作門外漢來對待，對這種態(tài)度的憤怒促使他勇攀科學高峰。

　　受了一年氣回到日本的中村不得不進行“地下工作”。新上任的社長要求他停止LED研究，改作電子元件。他只能瞞著公司，繼續(xù)研究，并在取得關鍵性進展時投論文。這在歐美的研究人員中引起了巨大反響，但在以公司或大學名頭評判論文可信度的日本，中村的研究“根本得不到承認”。

　　“我試著詢問過幾位研究人員，回答說‘當時根本不信’的居多。等高亮度藍色發(fā)光二極管變成了產品，才急忙去讀過去論文的人估計有不少。”中村回憶道。

　　直到1993年11月30日，中村憤怒的結晶——藍色發(fā)光二極管發(fā)布。媒體的采訪請求、用戶及同行業(yè)其他公司的咨詢讓公司電話像鬧鐘一樣響個不停。當每天四五十個的電話潮持續(xù)了一周，社長終于悟到了什么：“是這么了不起的一項成果嗎?”

　　在這之前，是否明亮是檢驗中村工作的唯一標準。1991年3月，在發(fā)光層中采用氮化鎵的發(fā)光二極管發(fā)出了紫外線，聞訊趕來的社長輕聲嘟囔：“好暗啊，這樣可沒法作為商品出售”。1992年9月，雙異質結構的氮化鎵發(fā)光二極管終于試制成功，社長如同在評價一份中學生實驗作業(yè)：“是你制作的啊，還是很暗。”

　　當耀眼的藍光從日亞的地下室里發(fā)出來時，全球固態(tài)照明的新時代開始了。多年后，用怒火點燃藍光的中村修二被瑞典皇家學院譽為21世紀的愛迪生。

　　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獲得了光亮，藍光之父卻還在陰影里生悶氣

　　不久前的新聞發(fā)布會上，中村修二在明亮的LED燈光下接受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贊美：“對于全球15億尚未能受益于電網(wǎng)的人口來說，這種新型光源帶來了更高的生活品質。”

　　發(fā)明剛剛問世，日亞便以公司的名義申請了專利，并開始大量生產出售藍色發(fā)光二極管，搖身一變成為世界最大的LED公司。發(fā)明人中村修二獲得的全部獎勵是兩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141元)的獎金，海外同仁笑他“奴隸中村”。

　　“當我們飛到日本時，發(fā)現(xiàn)中村修二在地下室做實驗，職位只是一個技術員，我知道這就是我們的機會。”美國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華裔校長楊祖佑說。

　　為了邀請中村修二，這所高校專門為他配置了研究團隊，并讓研究人員到日本工作一年，學習日語，為他營造一種日本文化環(huán)境，讓他能愉快地待在大學里。

　　這也是中村修二拒絕了斯坦福大學和惠普公司派專機邀請，而選擇到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原因。

　　他從日亞辭職，恩怨卻沒有結束。

　　由于拒絕簽署“保證3年內不再從事藍光二極管的基礎技術研究”的合同，在這家公司工作了20年的中村沒能領到退職金。

　　日亞甚至追到美國，要求中村簽署合同。再次遭拒以后，以泄露企業(yè)秘密為由，將中村告上法庭。

　　中村積攢了多年的怒火再次爆發(fā)，這一次不是在實驗室里，而是在法庭上。2004年，中村修二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狀告日亞，要求其支付發(fā)明補償金。

　　中村勝訴，法院判決日亞應支付給中村補償金2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1.4億元)。最終，這個金額縮水到了8.4億日元(約合人民幣4793萬元)。

　　這場前無古人的訴訟激勵了很多發(fā)明者在法庭上尋求幫助，他們當中的很多人贏了訴訟或者獲得庭外和解。如今，中村訴日亞一案已成為專利訴訟教材的指標性案例。

　　中村更為在意的似乎是東京地方法院的這一判斷：“發(fā)明者的貢獻度即使保守估算也不低于50%。原告幾乎靠一己之力完成了世界性的發(fā)明。”

　　多年后言及自己的成就，這個“與老東家戰(zhàn)斗到底的男人”毫不猶豫：“憤怒是我全部的動因，如果沒有憋著一肚子氣，就不會成功。”

　　他的槍膛里總躺著憤怒的子彈，一有機會就向日本的科研環(huán)境射擊

　　10月7日，西裝革履的中村站在新聞發(fā)布會上，拿著提前準備好的演講稿，一字一句地說：“制造LED燈的夢想能夠成為現(xiàn)實，我非常高興。如今我們能在超市買到高效節(jié)能的燈泡，我希望這對降低全球變暖也有幫助。”

　　不過，他還是充滿遺憾。由于與公司糾紛長達20年，中村認為自己浪費了不少時間，“與美國同行相比，起步實在太晚”。

　　他的槍膛里總躺著憤怒的子彈，一有機會就向日本的科研環(huán)境射擊。

　　另一場發(fā)布會上，這位美籍日裔教授，操著口音極重的蹩腳英語講著自己的“美國夢”，“每個人都有機會做美國夢，如果你努力工作，每個人都有機會!”隨即加上一句，“但在日本就不是這樣!”

　　“直到今天，日本公司仍然不愿承擔風險進行研發(fā)，也不愿為員工的智力成果提供補償。”

　　“在日亞工作時，買支鉛筆也要上司簽字!”

　　“在日本公司發(fā)明東西只能拿獎金，但在美國可以馬上創(chuàng)業(yè)，差別非常大。”

　　也許沒有人比他更了解，在等級森嚴的公司中，許許多多如“技術員中村”一樣的工程師是如何“長期被忽視”的。

　　而今，中村修二創(chuàng)辦了自己的公司——位于加州弗里蒙特市的發(fā)光二極管企業(yè)SORAA，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制造氮化鎵對氮化鎵基板發(fā)光二極管的企業(yè)。

　　在中村對未來的暢想中，LED能在節(jié)約能源、減少碳排放上大有作為，該技術還會滲透到顯示屏、汽車、醫(yī)藥、園藝等方方面面。

　　“大體上說，(我的生活)沒什么變化。我已經(jīng)得過很多獎了，這是最高的獎項，但是不會使我的工作產生什么變化。”他的怒火熊熊燃燒了幾十年，從獲獎的喜悅回歸原來的生活，卻只用了幾天，仿佛他并未為此奮斗了20年，又等待了20年。

　　在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師從中村的博士黃嘉彥眼里，這位“非典型教授”生活中則是一個好相處的大叔，喜歡美食和泡溫泉，最喜歡的座右銘是“盛者必衰”。

　　在2002年出版的《把喜歡的事當做工作來做》一書中，中村描繪了自己渴望的社會，不過是“可以讓人做自己喜歡之事，并且得以體面生存”而已。■